1李录:现代化十六讲(一)导论:老问题与新史学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思考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悬殊?中国如何能够赶上西方?赶上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是否还能重现往日的辉煌?一直到今天,这三个问题还萦绕在国人心头,不断引发各界精英探讨。与此同时,从大概二百五十年前开始,作为历史同期领先者的西方精英们,也开始深思这一新世界格局背后的原因: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方已经遥遥领先,这种领先优势在此后的两百多年迅速形成西方对全球的统治。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世界?这种统治能否持续下去?东西两方的问题虽然看上去“几家欢喜几家愁”,但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在过去两百多年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领先一直都是世界各界精英关注的核心,围绕此话题涌现出各类理论、学说,但是到今天为止尚未形成一个共识。已有的学说似乎在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上都有局限,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所选取的历史区间相对较短,有些可以追溯到过去上百年,最多至千年的历史,历史视野仍嫌不足。李鸿章所言中国在1840所面临的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属一个深刻洞见。然而直到近代,人2类对历史的考据主要靠文字记载,而文字在西方有五千五百年历史,在中国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相对于整个人类进化史来说,文字记载的历史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用百分之一的历史显然不足以追溯阐释整个人类进化的历程,加之传统史学本身也有偏见和局限,仅凭文字史的视野并不能完全回答上述问题。所幸的是,传统历史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系列科学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给人们理解更长期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工具。1949年考古学RadioCarbondating放射性碳定年法技术正式被发现,这种技术可以使用碳元素同位素的半衰期来比较精确地检测一种物件的历史年代。新的检测技术再加上基因技术,使得考据文字出现之前的历史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从此在全球各地不断发掘出来的文物就成为了比文字更为重要的考古依据。50年代之后DNA结构的发现让生物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